• 宋元明清
    論葉適思想的“致用”指向
    發表時間:2022-04-26 08:04:12    作者:田萌萌    來源:《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

    [摘要]朱熹指斥葉適事功之學為“舍道義之涂”的“功利”學說,但從葉適思想的“致用”指向看,事功之學實是對“道義”的追崇與踐行。葉適思想成長于理學諸派共同主張經世致用而又對“用”持有不同認知的時代語境,其“效果”優于“動機”思想內核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南宋社會政治現實。葉適作為南宋官員的政治身份,使其“致用”思想不只局限于哲學范疇而且轉化為了切實的政治實踐。尤其開禧帥守建康期間,葉適以個體作為有力地扭轉了北伐戰局,對南宋社會具有重要實用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葉適;事功之學;“致用”;政治實踐
     

    一、引言

       葉適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歷仕孝、光、寧三朝;亦是知名的理學家、文人,南宋永嘉學派代表人物。葉適為學,主張學以“致用”,與同期理學諸派多有不同,被朱熹譏為“駭人聽聞,壞人心術”“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1]的“功利”學說,全祖望卻言:“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2]那么,葉適事功思想的歷史定位究竟如何?
       對于葉適的事功思想,漆俠、潘富恩、周夢江諸位先生皆指出其反對空談、重實效的特點;孫金波關注到該思想對清初諸儒的影響和現代啟示,但均未在葉適事功思想于南宋現實的意義與價值層面有所展開。①本文基于朱熹等人的說法,試提出解讀葉適“事功之學”的新路徑,即在學界廣泛認可的尚務實、重實踐基礎上,深入探察葉適思想中的“致用”指向在整個思想體系中的作用及與其相關的評價問題。本文擬結合葉適思想特征、政治經歷、文學作品,考察葉適思想“致用”指向的表現、內涵及成因,并探尋葉適事功之學在南宋的社會現實意義,以期更合理地揭示葉適思想的本來面目與真正價值。

    二、葉適思想特性及其價值評判

       宋寧宗嘉定元年(1208),葉適落職回水鄉村居住,開始了著書講學的晚年生活。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去世,葉適將其一生的研學凝結為《習學記言序目》。孫之弘序云:“初,先生輯錄經史百氏條目,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自金陵歸,間研玩群書,更十六寒暑,乃成《序目》五十卷。”[3]該書成于葉適去世前夕,用時16年,輯錄經史百氏,各為論述,包括經13卷,史27卷,諸子7卷,文鑒4卷。經又分《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等類目;史分《史記》《漢書》《后漢書》《隋書》《唐書》等類目,而下又按史書體例細分條目??梢哉f,《習學記言序目》對葉適的學術思想有著較為系統的呈現,從幾個關鍵概念入手,能更明晰地厘清葉適思想之特性。
       首先,治國“勿虛”。葉適“務實勿虛”的理念在《習學記言序目》中有具體的闡述。葉適認為禮樂律書本是措之于治:“禮樂律書皆已亡,大意猶可見,往往飄乎草略,使后有愿治之主無所據依??鬃釉?lsquo;行夏之時……’此教顏淵以為邦之目也。……自春秋以來,儒者論禮樂何可勝數;雖無謬于道,而實知其意可以措之于治者絕少。”[4]禮樂律書早已亡佚,據其大意,主體功用在于措之于治,但知之者少。禮樂制度的終極目的是國家治理,葉適主張的政治實踐色彩由此可見。
       當然,葉適也指出,“務實”首先要認清現實。學者不可“輕信往事,異時自處不審,無與建功,趨向日以卑下”[5]。“儒者執空尺度以準量當世,行今而不可,復古而不能。”[6]在葉適看來,時移世易,古法、古道與當下現實早已產生難以逾越的鴻溝,務實必須求實。
       治國必須重民、安民。葉適提及唐太宗與群盜爭攘競殺得天下,感慨:“皆為己富貴,何嘗有志于民!以人之性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若此者猶可以為功乎?”[7]民乃立國之本,治國必先安民。葉適由唐代的藩鎮割據聯系本朝的夷狄之禍,不無深重憂慮。他擔憂當今國家“安樂無虞,引日玩歲”[8],而不知“傾壞常臨于目前”[8],呼吁加強沿邊防守:

              故余素論,常欲于沿邊牢作家計,壯固藩墻,以保堂奧之安。且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并塞視為棄物。今若取五十里間,比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虜來必捍于垣塹之上,長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臥晏起,無朝夕之憂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9]

    有鑒于當時的嚴重形勢,葉適主張在“漢淮”兩千里范圍廣泛建立堡壘,形成牢固防線。葉適論史,不作空言,始終關聯時事、政治。
       其次,治學“務實”。葉適強調治學要以實踐為前提,反對空談,這與其治國思想一脈相承?;诖?,他認為學者治學修身,首先應務實。談及“克己復禮”,葉適云:“今世說此,游詞甚多,而無克復之實,蓋理本不虛立爾。”[10]脫離踐履談性命,自然難以產生預期效果。葉適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
       葉適明言孟子“開德廣”“語治驟”“處己過”“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務襲孟子之跡,則以道為新說奇論矣”。[11]對宋代甚囂塵上的“人欲”論,葉適反詰:“程氏又有‘三代天理,漢唐人欲’之論。嗟夫!人必逼父殺兄而后為欲,則其所惡又將若何哉!”[12]認為極端的“人欲”說無異于縱“惡”;將程氏的“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等同于“老佛莊列常語也。”[13]葉適不喜佛老,因為“佛老”對于救亡圖存沒有實際效用。在他看來,佛老不可入周孔圣人之道,因為周孔圣人以建德為本,以勞謙為用,故其所立能與天地相終始。而佛老處身過高,以德業為應世,其偶可為者則為之,所立未毫發,自夸甚于丘山,甚至起到壞敗喪失的作用,使南宋為夷狄所侵。國將轉為淪亡而不能救,卻不以為己責也。這正是佛老最致命處,而二程、張載卻“自坐佛老病處,而揭其號曰‘我固辨佛老以明圣人之道者’也!”[14]葉適通過一個自洽的邏輯,以辛辣之語尖刻地言明“天理人欲、道德性命”之學的缺陷,雖然與時俗大異,但葉適堅持治學以實踐為前提,為實踐服務的用意不言自明。
       再次,文以致用。為文層面,葉適堅持文以致用的作文準則。“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15]葉適重視文章的教化作用,主張文章不能脫離政治現實孤立存在。“雖幼以文顯,無纖巧輕艷之作。既長,益務關教化,養性情。”[16]“文章高下,未有不與事稱者。”[17]“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18]所謂“事”即現實政事,為文必有益于教化、關乎時事。
       葉適強調文章的內容需備義理,尤其是科舉之文、制策、誥書等應用性文體,必須堅持質實的導向。葉適認為科舉、制策要言之有“物”,“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科舉……皆取于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之義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19]“古人約義理以言……其后俗益下,用益淺……小為科舉,大為典冊,雖刻秾損華,然往往在義理之外矣,豈所謂文也!”[20]葉適對宏詞科的四六文尤其不滿:“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21]即或帶有明顯禮儀色彩的制誥類文章,葉適也以“質實”為準繩,加以衡定:

              余嘗考次自秦漢至唐及本朝景祐以前詞人,雖工拙特殊,而質實近情之意終猶未失;惟歐陽修欲驅詔令復古,始變舊體。王安石思出修上,未嘗直指正言,但取經史見語錯重組綴,有如自然,謂之典雅,而欲以此求合于三代之文,何其謬也!自是后進相率效之……因呂氏載詔誥訓詞,略敘大指如此,蓋大道既廢,等為虛詞,則今之號稱摸擬典雅以求配合復古者,固未必是;而昔之率然突出質實近情者,亦未必非。[22]

    葉適文學思想灌注了崇實抑虛的精神。葉適在評呂祖謙《皇朝文鑒》時大加稱頌:“合而論之,大抵欲約一代治體歸之于道,而不以區區虛文為主。”[23]但對程氏兄弟的文章深表不滿:“程氏兄弟發明道學,從者十八九,文字遂復淪壞。”[24]葉適強調為文應有實際意義,反對賦體文學的空洞乏味:“然后世猶繼作不已,其虛夸妄說,蓋可鄙厭,故韓愈、歐、王、蘇氏皆絕不為。”[24]更見葉適對“質實”之文的肯定與追崇。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治國、治學還是為文層面,葉適的思想主張都鮮明地以“致用”為導向。明確的“致用”性是葉適事功之學一以貫之的堅守準則,而這一主張也頗為人所認可,從世人對《習學記言序目》的價值評判中即可探察一二。
       《習學記言序目》語多出新,不襲前人。對此宋人褒貶不一,如陳振孫云:“務為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也。”[25]汪綱則曰:“一自《書》《詩》《春秋》三經歷代史記訖《五代史》,大抵備史法之醇疵,集時政之得失,所關于世道甚大;一自《易》《禮》……大抵究物理之顯微,著文理之盛衰,所關于世教者尤切。”[26]但該書經受了歷史的考驗后,獲得頗為客觀的評價,四庫館臣稱:“論唐史諸條,往往為宋事而發,于治亂通變之原,言之最悉,其識尤未易及。”[27]《溫州經籍志提要》亦稱:“至于諸史自《戰國策》《史記》……其淹博尤非陋儒所敢望,未可以陳伯玉所論遽譏其偏駁也。”[28]晚清黃體芳序文曰:“水心之才識,最長于論史事……其論唐史諸條,陳古刺今,尤有殷鑒夏后之意。蓋朱子曰‘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若務以事功為不足重,則國家安賴此臣子?”[29]論史治國是葉適事功思想的精華所在,這也是其學說“致用”性的最直接體現與現實指向??偟目磥?,世人對葉適論史、針砭時事的實用價值十分肯定,葉適整個學術思想中對經世救國最切實際意義的地方也恰在此處。

    三、“經世致用”的成長語境與事功淵源

       葉適思想具有較強的“致用”指向,主張為學貴在“致用”,重踐行、輕空言。那么,又是什么樣的時代語境孕育了葉適事功之學的這一特點?
       理學②經過北宋一百多年的發展和衍變,成熟于南宋。南宋理學諸家分立,雖不同時期各派學說的地位和影響不盡相同,但總體而言,不外朱熹的閩學、陸九淵的心學、呂祖謙金華之學、張栻的湖湘之學,以及以葉適、陳亮為代表的事功之學。各家學說在共通的學術淵源、時代背景以及政治環境中成長起來,形成了相對一致的“經世致用”價值觀。
       首先,各家學說大抵承自北宋,受洛學影響頗深。程門高徒楊時為“南渡洛學大宗”[30],眾多弟子在南宋理學發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羅從彥傳李侗再傳朱熹成閩學;胡宏兄弟傳張栻成湖湘之學。而以周行己、許景衡為代表的“元嘉九先生”,則對薛季宣、陳傅良的永嘉之學有開啟之功。全祖望有言:“龜山獨邀耆壽……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30]所以,南宋理學諸家雖各有偏向,但其源始卻有著共通性。
       其次,南宋理學各派,成長于特殊的政治歷史環境之中。宋人高舉復興儒家傳統的旗幟,排佛老、抑章句訓詁之學,以期建立屬于自己時代的學術體系。③然兩宋禍亂,宋室南渡,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現實,促使更多的儒學之士思考如何獲得重建國家、驅逐外敵之力量。這些儒者志在經邦治世,治學關聯歷史興亡。如胡安國便希冀通過治《春秋》學實現經濟之志。正如《宋元學案》所稱:“蓋于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外寇,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31]
       再者,各學派代表人物大都有一定的仕宦經歷。乾淳年間,葉適的事功之學與朱子之學、陸九淵心學鼎足而三,④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望。三人政治地位或有高低,但都曾入仕為官。而略早于他們的呂祖謙、張栻,亦不例外。
       “經世致用”趨同,但各家對“用”的理解與認知卻存有很大差異:朱熹既不認同“言而不行”,亦不贊許“只行不知”,而是主張“知先行后”,否則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朱熹的“經世致用”說以格物窮理為前提?;诖?,陸九淵將朱熹的“格物窮理”稱之為“支離事業”。陸九淵的主張簡潔明了:“發明本心”,自稱唯如此方為名至實歸的“簡易工夫”。[32]
       與朱、陸學說不同,湖湘、永嘉之學則指向踐履躬行。張栻務實、重行,但并不認同只“行”不“知”的過度踐履。這與朱熹的主張不無相通之處。朱熹《答詹體仁》云:“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啟流傳之弊。”[33]朱熹認為湘中學者“言而不行”固有不妥,但一味踐履而不窮理,更是為學之“大病”。朱熹與張栻為至交,二人曾會友講學,相互之間也常有書信往來??梢哉f,朱張二人正是在相互探討、辯難中不斷校正、完善各自的學說的。“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朱熹認為張栻矯枉過正導致湘中學者之弊,說明張栻同樣反對“只行不知”。但與朱熹不同,張栻認為應在“行”中獲“知”,“知”是指導,“行”是目的。比較而言,朱熹側重理論建構,張栻則更傾向于政治實踐——看重文化價值以及實際的政策問題。[34]
       雖同屬浙東事功學派,呂祖謙金華之學的特色是注重研究古今歷史和文獻典籍,借觀史以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35]。漆俠指出,呂祖謙是浙東事功派中最接近于理學家的人物,他處于理學轉向事功之學的中間環節。[36]葉適永嘉之學亦屬浙學一支,在經世致用、躬行踐履上與湖湘學派相近,但較之湖湘學派更重現實需要。葉適也主張“道不離器”,但“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37]。這是對薛季宣、陳傅良事功之學的發展。與激進的事功派代表陳亮相比,“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于程氏。永康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38]。葉適以“經制”言事功,注重從制度層面討論問題,其事功思想更為系統、理性,所涉領域也更為廣泛。[39]
       葉適事功之學正是在理學諸派共同主張經世致用而又對用持有不同認知的時代語境中形成的。葉適事功之學是時代哲學的產物,雖與朱子之學、九淵心學并峙于時,但對“致用”有著特別的認知,其“致用”指向也有著獨特的思想內涵及淵源。

    四、“效果”優于“動機”的思想內核及其形成

       在諸派同主經世致用的時代前提下,葉適事功思想以“致用”為指向,更重踐履,強調務實。在宋儒看來,道學與政術本是一體兩面,不可截然分開,“道”與“治”終須合一。[40]葉適政治家與思想家的雙重身份,使其哲學思想的產生與形成,天然地受到政治哲學的深刻影響,因此將葉適思想特點置于廣泛的政治實踐中予以關照,才能得到合理的描述與闡釋。
       葉適的主張與朱熹的“天理、人欲”觀不同,他在上孝宗皇帝劄子中明確表示:“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為無辨。”[41]朱熹則一再以“格物致知”“天理人欲”“三綱五常”相戒:“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42]甚至自言:“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于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于此。”[43]可見,葉適反對離開現實談性理,其“經世”更傾向直接的“功業”,也就是說葉適的主張更重實際效果。長期以來,學界將葉適等人歸入宋代哲學中的“功利主義”派別。美國學者田浩稱葉適的“功利主義”為事功倫理——對效果的關注。“通常功利主義似乎只意味著走入現實或關注社會政治結果,其實功利主義者的涵義更廣”。“《哲學百科全書》將‘功利主義’定義為:認為行為的對錯由結果的好壞決定的一種學說。”[44]若以此角度看葉適之學,其“致用”的主張便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釋,這恰好是他關注“結果”的直接表現。相較于“結果”,朱熹更注重“心性”,認為“發心”是決定行為好壞的標準,所以他更強調“明理”“天理”的重要性?;蛘哒f,葉適以“致用”為指向的思想內核是強調“效果”優于“動機”。
       值得注意的是,葉適思想特質與普泛意義上的“功利主義”有所區介,它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功利主義”。葉適“事功之學”,雖一部分來自永嘉學統,⑤但更多成長于南宋特殊的政治生態,是在一定環境與歷史條件下,從家國利益出發,針對政治現實所形成的特定的思想主張。因此,葉適“致用”之學思想內核的獲取,與南宋政治社會密切相關。
       葉適曾連續三次上書寧宗皇帝,以“論定而后,修實政,行實德”[45]為中心,系統論述了解決現實問題的方略。他認為當今朝廷必須審時度勢,“修實政、行實德”,方可變弱為強。而朱熹在上寧宗的劄子中,卻反復要求帝王要“動心忍性”、浚發德音等,并一再強調“為學之道,莫先于窮理”。[46]朱熹認為:“為君者不知君之道,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父之道,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47]朱熹希冀通過治學、明理而達經世致用;葉適卻清楚道德至上未必有錯,但無益于當下的嚴峻現實,這在葉適早期的奏議中有著明顯體現。
       葉適針對南宋嚴重的社會問題,有感而發。南宋偏安一隅,內憂外患深重。在這種情況下,葉適的“求實謀”主張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求實自然要息虛,在《外稿·息虛論》中,葉適直指“親征”“待時”為“虛論”[48]。親征姑且不論,所謂“待時”,朱熹的提法具有代表性:

       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和便戰。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亦有個且硬相守底道理,卻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軼得我!今五六十年間,只以和為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49]

    朱熹是在直面王朝內部問題的前提下談“守”的,但落到實際操作層面,則可能蛻變為“待時”。葉適卻堅持:

       時自我為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為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陛下姑自為其時而自待之,毋使群臣相倚相背,徒玩歲月,前者既去,后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50]

    他認為,自我不為則無時可待,自我不發則無機可乘。“不戰不和”的結果可能就是誤國荒時,徒增老大之悲。他提醒帝王吸取吳越戰爭的歷史教訓:“自古兩敵之爭,高者修德行政,下者蓄力運謀。”[50]質疑完顏亮殞弊、女真內亂,而皇帝“按兵甲而休之,玉帛交使,由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伺機可乘乎?”[50]在《外稿·實謀》篇中,葉適還從財、兵、法度、邊境等角度詳論了“實謀”的具體措施。葉適立足現實,要求朝廷在宋金關系方面有所作為。文章思路開闊,感情激越又不乏清醒與理性,葉適思想主張最基礎、最核心的部分也因此得到凸顯。
       葉適“效果”優于“動機”思想內核的形成,得益于南宋社會政治現實。葉適事功之學以“致用”為指向,故其更關注實現后的結果。反過來,社會政治的現實需要又是葉適哲學思想發生、發展的基石,為其“經世務實”的“致用”之學注入來源,催動其發展。

    五、葉適學以“致用”的社會現實意義

       身為南宋朝廷官員,葉適的“致用”思想主張不只局限于哲學范疇,也指導了他的政治實踐行為,事功思想與客觀現實做到了真正的辯證統一。而現實世界對其政治行為的反饋,亦使葉適思想的內涵變得更加深刻,現實性更為具化、有說服力。尤其在開禧帥守建康期間,葉適有力地扭轉了北伐戰局,對南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切實效用。以“致用”為指向的思想特征,不斷地促使葉適思想向社會實踐轉化,并具有更為直觀的現實意義。
       葉適的“致用”性思想貫穿其整個仕宦生涯。帥守建康之前,雖然早期的任官職權限制了他的政治行為能力,表達思想與政見的《外稿》諸篇被留置篋中,《進卷》亦未能發揮作用,但葉適的政治實踐及思想卻伴隨這些履歷一路成長?;鶎拥恼苇h境讓葉適在處理政務的同時,既實現了他政治實踐意義的微小積累,也為其建康帥守的作為奠定了堅實理論基礎。
       孝宗淳熙五年(1178),葉適登進士第,授平江節度推官。旋丁母憂。淳熙八年(1181),改武昌軍節度判官,擢浙西提刑司干辦公事,此為葉適初期為官階段,然相關史跡無多。據考證,干辦公事乃臨時委派,處置各府司的一般與緊急事務。[51]淳熙十三年(1186)葉適改太學正,十四年升任太學博士,十五年轉奉議郎、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淳熙十六年(1189)五月,除秘書郎,后調任荊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張镃有詩《送葉正則秘書郎參議湖北帥幕》。安撫司參議官為幕府僚屬。⑥宋代參與軍事謀劃的幕僚有參贊軍事、參謀官、參謀軍事,參議官、參議軍事、計議官、詳議官、諮議軍事等,其中參贊軍事、諮議軍事等地位較高,而參議官、計議官地位一般。[51]有資料顯示當時的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撫使閻蒼舒,曾請葉適執筆《江陵府修城記》,葉適也有詩《題閻才元喜雪堂》等。
       紹熙元年(1190)十月,葉適差知蘄州。紹熙三年(1192)除淮西提刑,轉鹽鐵冶司公事;四年轉朝散郎,任浙西提刑,八月奉召赴臨安,十一月內引,除尚書左選郎官;五年七月,升國子司業,轉朝請郎,十月兼實錄院檢討官,十一月除太府卿,淮東總領。慶元二年(1196),遭御史胡竑論,降兩官放罷。嘉泰元年(1201)復起,除湖南轉運判官等。
       在不停地仕宦遷轉之中,葉適也在不間斷地踐行著“致用”思想。例如紹熙三年(1192)葉適除淮西提舉兼提刑,轉鹽鐵冶司公事。在淮西路處理鐵錢問題,葉適奏《淮西論鐵錢五事狀》云:“臣昨在蘄州目見利害,詢采吏民,頗為親切。今暫領兼司,所當隨時補緝,務使淮人迄臻安靜。”[52]冶鐵錢之事,即屬經世濟民之實舉。任提舉,葉適又巡幸所部,東至含山,西至六安,北至廣州,南返蘄州,[53]親歷親為的實地巡查,亦是“致用”之學在無形中導引的結果。因著葉適思想的實用傾向及其來源于社會現實的思想內核,其“致用”思想則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葉適的政治行為并轉化成了政治實踐。入仕以來,葉適在長期的仕宦經歷中沉潛、積累,直至帥守建康——政治生涯的巔峰時刻,葉適思想踐行實效及其社會現實意義也在這一時期取得突破性進展。
       開禧二年(1206),韓侂胄促成北伐。由于吳曦叛亂以及多種因素交合,南宋不得不又一次面對難以收拾的局面。葉適臨危受命,于當年六月除寶謨閣待制、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后又兼沿江淮制置使,在建康開幕府辟僚屬。葉適帥守建康,北抗金兵,南行屯田,以個體作為有力地扭轉了戰局。
       江淮流域為南宋中心防線,防淮亦防江。南宋以臨安為“行在”,以建康為行都,[54]建康城有著良好的地緣優勢,占據著關鍵的戰略位置。若行都建康失守,那么都城臨安也將岌岌可危。葉適在《除知建康府到任謝表》中提及:“內參從橐之華,外付帥垣之重。蓋人以為寵,而臣之所憂。伏以行宮蒙高宗臨御之頻,建業為六朝都邑之舊。”[55]建康帥守任務之艱巨,不難想見。帥守建康固然為葉適帶來了空前的政治挑戰,但也為葉適思想行為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機會。緊迫的軍務需求促使葉適尋求理論的指導,深處前線重地,讓葉適更切實地感受到治學與治國合一的重要性,且非常時期的特殊授權,也使得葉適有能力主導更為豐富的政治實踐。此時葉適的“致用”之學與民族利益融合為一體,落實為真正的現實之“用”。
       葉適守建康,參與宋金戰爭,其指向“致用”的戰略戰術、治國理政思想盡數付諸于實。北伐期間,四川副宣撫使兼陜西、河東招撫使吳曦叛國,西線失守,金兵全力進攻長江下游。金人自清河口渡淮,圍困楚州,屯兵十余萬于定山,建康吃緊。葉適令左領衛中郎將門人厲仲方破定山之敵,解六合之圍,建康人心始定。[56]期間,葉適也得到僚屬蔡任的有力支持。蔡任字子重,平陽(今浙江)人,為葉適故人蔡必勝之子,在幕府“專治軍事”。據葉適《葉嶺書房記》:“當是時,子重專治軍事,晝夜不得休息,而余聽訟斷獄,從容如平常,不然則建康之人,未見敵而先遁,墮建、紹覆轍矣。”[57]葉適嘆其才曰:“余特以故人子辟之,不知其材至此也。”[57]此外,葉適還招募民兵,巧出戰計、偷營劫寨,有力地抗擊了金兵入侵。
       經營兩淮,建堡塢防敵寇,此為葉適早年治國思想的實踐。葉適《安集兩淮申省狀》重點述及堡塢的作用:“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強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伏乞照會指揮施行。”[58]作為固定的軍事防御設施,堡塢既可以安置流民,又可抵御金兵、保衛江淮。然而,之前此狀所述的戰略舉措并未為朝廷所采納,更有甚者被視為兒戲。[59]實際上,這一戰略正是葉適現實哲學的具體體現。他希望這一措施能夠產生護衛江淮的效果,事實也確實如此。
       開禧三年(1207),葉適兼沿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借此機會,堡塢策略終于得以實踐,江北定山、瓜步、石跋堡塢遂成。他自言:“某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屏蔽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59]堡塢建成后,葉適上《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塢狀》,具陳三處堡塢的圖本以及47處團結山水寨的居民戶口性命賬冊于朝廷。堡塢戰略既印證了葉適“致用”思想主張的正確性,又解決了兩淮地區的實際問題。
       雖然由于多種原因,開禧北伐以宋、金簽立“嘉定和議”告終。但葉適在宋軍敗退、金兵全力進攻江淮的情況下,有力地扭轉了戰局,既保住了南宋行都建康,也護衛了兩淮百姓安危。帥守建康,使葉適思想的“致用”指向落于實戰,效果立竿見影,也使其事功之學獲得了服務現實的機會。

    六、結語

       綜上所述,葉適指向“致用”的事功之學,非如朱熹所言“舍道義之涂以趨功利之域”[60],從其對南宋社會直接、具體的作用看,葉適事功之學是對“道義”的追崇與踐行。葉適與朱熹基于各自的學說立場,學術觀點及意義自不相同。然而在面臨民族危亡之時,朱熹的動機倫理觀念受哲學先決條件限制,未必能如葉適思想般直接投入政治實踐、關注踐行實效。葉適哲學思想的實踐性以政治上的經世濟民、軍事上的直接行動作為具體詮釋,對南宋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與現實意義。
     

    注釋:
    ①漆俠指出,浙東事功派重實際、講實效,所以他們對理學家們盡心言性的空談、無補于社會的實際,表示極大的不滿。見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J].文史哲,1995(1):3-24.潘富恩、劉華認為,葉適承繼和發展了薛季宣的“通世變”“務通于今”的思想,高舉“實事實功”的旗幟,勇于正視社會現實,反對清談誤國。見潘富恩,劉華.論浙東學派的事功之學[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5):49-54.周夢江也指出,葉適吸收永嘉眾多學者之長,集永嘉學術之大成。重視實際問題,研究實用之學,是葉適永嘉學術思想特點的一個顯著表現。見周夢江.葉適與永嘉學派[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302-304.孫金波認為,政治上的現實是促使葉適提出事功思想的直接動因,亦指出了清初諸儒對葉適思想的繼承與發揚及葉適思想的現代啟示。參見孫金波.葉適事功思想研究[M].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9、209-241.
    ②對于宋代學術稱謂,學界主要有“理學”“道學”“宋學”“儒學”等。馮友蘭認為“理學”專指程朱學派的獨家學說;鄧廣銘認為應當用“宋學”概括兩宋學術之全部;而陳植鍔則對“道學”與“理學”進行考辨,認為這兩個稱謂在宋儒中已演變為門戶意識。本文在常規意義上沿用“理學”概念。
    ③據陳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論》:“宋人反對訓詁之學,并不是一概拋棄傳統傳注的形式,而只是認為傳統經學的繁瑣(‘博’)妨礙了治學者與儒家經典文本之間的精神實質(‘心’)上的溝通;宋人反對文章之學,也不是排除將文章作為表達思想(‘質’)的工具,而只是認為前代詩賦過分地追求辭章華麗(‘文’)。恰恰相反,宋學的產生,正是繼承并創造地發展了前此一切優秀的文化成果而將它們統合在所謂古之學者一的儒學這一旗幟之下。”見陳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4.
    ④據全祖望《宋元學案·水心學案》按語:“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葉適)龂龂其間,遂稱鼎足。”見(清)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M].中華書局,1986:1738.
    ⑤葉適曾問學于薛季宣。薛氏《答葉適書》云:“投以尺書,望我以急難,扣我以學問。”“不恥下問,一日千里,吾知方發軔焉。”見(宋)薛季宣.薛季宣集[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328.葉適與陳傅良關系更非尋??杀?,從青少年時代起至嘉泰三年(1203)陳傅良去世止,葉適與陳氏保持長達40年的交往。在為陳氏所撰墓志銘中,葉適稱:“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參見(宋)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M].中華書局,2010:300.
    ⑥宋代設置都督、宣撫使、招討使、制置使、經略使、安撫使、轉運使、發運使等府司,均被允許開設幕府。尤其南宋,為防止金人入侵,更于一些軍事要處設置置使,即“制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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