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兩漢
    《易·蒙》“蒙師”辨正
    發表時間:2021-12-20 16:08:53    作者:譚忠誠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6期
    《易·蒙》“蒙師”辨正
    譚忠誠
    (中南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湖南 長沙410075)
     
    摘要:《蒙》卦二陽四陰,其四陰為蒙,二陽為蒙師之主。深究此二陽“蒙師”之理,卻又自有一番“一陰一陽”之“蒙道”存焉:其中以九二為“治蒙”之師,乃《蒙》卦卦主,“蒙道”之陽也;上九乃“擊蒙”之師,“蒙道”之陰也。據此,深入《蒙》卦來詳盡剖析“蒙師”所蘊涵的“一陰一陽”之理,不僅有利于深刻揭示中國傳統社會崇尚“司教之尊”的教化本質,還有助于真正領悟《易·蒙》之“二陽蒙師”善馭“時中”以“平陰陽之權”的“蒙亨”之道。
    關鍵詞:治蒙;擊蒙;平陰陽之權

     
       在《周易》六十四卦里,《蒙》(下坎上艮)卦乃是唯一純粹且精微地闡釋“教”“學”原理的卦象。即象而言,《蒙》與《屯》相綜,按王船山“《易》以綜為用”[1]的解《易》體例,《蒙》乃《屯》之用,并藉此詮釋自《屯》進《蒙》之道說:“當其為《屯》,不能自保其必生,故憂生方亟,求于陽者,草昧之造也;而有生之后,堅脆良楛有不暇計者焉。逮其為《蒙》,能自保其生矣,則所憂者成材致用之美惡,求于陽者,養正之功也;姑息之愛,呴沫之恩,非所望矣。夫以生求人者,待命于人,而得膏粱焉。以養正求益者,待命于人,而得藥石焉。”[2]又說:“且以膏粱養人者,市恩之事;以藥石正物者,司教之尊。”[3]在這里,王船山沿襲了《序卦》自《屯》進《蒙》的《易》道演進之階,揭示了人生不得不“待命于人”的兩大渴求:“得膏粱”與“得藥石”[4]也,即為了滿足生計之“膏粱”的“以生求人”者和為了追求學問以得“藥石”的“以養正求益”者,而且,即個體而言,在他一旦擺脫了對“膏粱”依賴的“以生求人”之《屯》難后,必然會進一步希企對于“藥石”的“養正求益”之需——即《蒙》卦卦辭所言“童蒙求我”之聞道受教的渴求。
       以卦象論,《蒙》卦二陽四陰,程頤說:“《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5],王船山秉承此說,也認為“四陰為蒙,二陽為蒙師之主”[6],所以,卦中堪任“蒙師”之爻者唯九二、上九之二陽,然而,深究此二陽“蒙師”之道,又可演繹一番“一陰一陽”之《易》理:其中以九二為“治蒙”之師,乃《蒙》卦卦主,“蒙道”之陽也;而上九乃“擊蒙”之師,“蒙道”之陰也。因此,深入《蒙》卦來詳盡剖析“蒙師”所蘊涵的“一陰一陽”之理,不僅有利于深刻揭示中國傳統社會崇尚“司教之尊”的教化本質,還有助于真正領悟《易·蒙》之“二陽蒙師”善應“時中”以“平陰陽之權”[7]的“蒙亨”之道。


    一、九二:“治蒙”之師
     
       《蒙》卦九二爻,以陽居陰位而得中,朱熹說:“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群陰,當發蒙之任者”[8],能成“治蒙”之功,乃為本卦卦主,如張載《橫渠易說》:“《蒙》卦之義,主之者全在九二”。[9]在此,結合九二處《蒙》時“治蒙”之爻位,嘗試闡釋其爻辭“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所蘊涵的“蒙師”之道。
       “包蒙,吉”,依王弼注,九二“以剛居中,童蒙所歸,包而不距,則遠近咸至,故‘包蒙,吉’也。[10]”王弼此注“童蒙所歸”之“童蒙”,指九二之正應——即位居《蒙》卦人君之位的六五,如《周易折中》引陸績之言:“六五陰爻,又體艮少男,故曰‘童蒙’。[11]”正是六五不僅身居尊位猶且虛懷“童蒙”純一未發之心而受教于“蒙師”九二,不僅如此,還親率卦中初六、六三、六四之群陰“遠近咸至”,悉歸于九二“蒙師”之治教,遂成“包蒙”之“吉”。因此,此處“包蒙”之“吉”,除了“以居中”的“童蒙”六五以外,無疑還囊括了“包而不距,則遠近咸至”的初六、六三與六四諸爻。在此,逐一析之如下:
       首先,初六“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12],其爻辭是:“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即爻象、爻辭而言,初六以陰居陽位,上與六四無應,如朱高正說:“初六以柔居陽,失正不中,上承九二。喻初六乃蒙昧不守正道之幼童,端賴九二剛中師長之教。對初六宜嚴加管教,以范塑其人格,啟發其蒙昧,以導歸于正,如此初六可擺脫日后桎梏一類刑具加于其身之大禍,所謂‘小懲而大誡’者也。若不辨之于將萌,不懲之于初犯,而任其蒙昧滋長,則可鄙吝。[13]”朱高正此處“喻初六乃蒙昧不守正道之幼童,端賴九二剛中師長之教”的解讀,恰巧耦合了互鄉“難與言”之童子悉心求教于孔子之象,其事載諸《論語·述而》: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面對互鄉“難于言”童子的悉心來學,孔子不嫌其過往之咎,這一方面貫徹了孔子“既往不咎”(《論語·八佾》)的為師之道,另一方面還體現了他恪守“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的曠達襟懷。最終,在諸門人弟子的疑惑中,孔子既贊許了互鄉童子“潔己以進”的好善之心,也趁機向門人釋疑了自己愿見童子之惑,即所謂的“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其次,卦中“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14],其爻辭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程頤說:“三以陰柔處蒙暗,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群蒙所歸,得時之盛,故舍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無所往而利矣。”[15]六三以“不中不正”的陰柔之體,雖有上九正應而不答,卻乘凌近鄰九二剛中之“金夫”且“不有躬”,故以“勿用取女”誡之。若以蒙道而論,此猶昏迷人欲且難以成教的自暴自棄之人,如孔子申飭宰予所言的“朽木不可雕也”(《論語·公冶長》)之徒。對于這種耽于己私的頑冥不化之人,以“蒙師”為任的司教者,必須改變常規的教育法則,而代之以孟子的“不屑之教誨”,如孟子說:“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者,是一教誨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最后,卦中六四爻“既遠于陽,又無正應,為困于蒙之象”[16],故其爻說:“困蒙,吝”。程頤釋此爻說:“四以陰柔而蒙暗,無剛明之親援,無由自發其蒙,困于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17]即象論之,六四以陰居陰位,且上下皆陰,擬下隨九二之陽則隔三,欲進從上九之陽卻阻五,此誠蒙稚之甚者,故稱“困蒙”之“吝”。其《小象》辭說:“困蒙之吝,獨遠實也。”來知德說:“獨者,言本卦之陰皆近乎陽,而四獨遠也”,[18]而“實”者,依尚秉和之說,即“實為陽,初、三、五皆近陽,四獨否,故曰‘獨遠實’”[19]。當其蒙稚之時,六四獨遠于九二剛陽賢明之師,不能“親賢”、“里仁”而居蒙處“困”,此乃“可吝甚矣”。據此爻可知,荀子所言“學莫便乎近其人”(《荀子·勸學》)之論,亦當依此“困蒙”之喻以發之,而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與“欲居九夷”(《論語·子罕》)之慨,也是孔子本人有感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論語·八佾》),特以天降“木鐸”[20]之命為己任,欲濟天下蒼生于“困蒙”之“吝”也!藉此“困蒙”之“吝”以管窺孔子那種“有朋自遠方來”(《論語·學而》)之樂,它實際上已深刻寓意了孔子作為“治蒙”之師愿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孟子·盡心上》)以普渡天下“困蒙”于無盡的至教之樂了。
       基于上述初六、六三、六四、六五與“蒙師”九二“處蒙”之道的辨正分析,作為“蒙師”九二的“包蒙”之“吉”,它在一方面既展現了卦象所設喻的九二被初、三、四、五上下諸陰“學子”所“包”而正位居體以施教的“蒙師”形象,在另一方面還揭示了“蒙師”善待諸陰“學子”之個體差異且能“包而不距”的“因材施教”之道。不僅如此,根植于《蒙》卦這番“包蒙”之“吉”的“蒙師”之道,它還一直為中國儒、道兩家所含弘光大,如儒家孔子“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教育思想與道家老子“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老子·二十七章》)的“襲明”之道,皆可循跡于《蒙》卦的“包蒙”之“吉”。
       接下來,繼續沿襲九二爻辭“納婦,吉”與“子克家”來詳究其“蒙師”未盡之義。
       先敘“納婦,吉”。依諸家注說,“納婦”歷來有二義:一是通一卦整體而言,即:“‘納婦’者,受眾陰而為之歸也”[21],然而,僅憑卦象而論,此說與前述“包蒙”義無別;二是據卦中二、五正應以言之,即“九二以剛居中,為內卦之主,與五相應”[22]。若僅依卦中二、五正應之說,則此爻“納婦”之“吉”又可拆解為從教育理念與教育角色兩個層面來剖判其“蒙師”之道。首先,即教育理念來說,“蒙師”九二雖處臣下之位,可他所普施的教育理念卻必須事先征得六五君上的認可或授權,此乃王船山甚為贊譽的“教行于下,必上假其權”的“司教之尊”,他說:“幸《蒙五》之順陽而假權,故告之以尊師之宜。[23]”其勢正如李斯欲行法家“一教”于天下則必獲始皇之假權、董仲舒“獨尊儒術”而必待武帝之諭旨一樣。其次,即教育角色而言,九二“蒙師”雖處臣下、士師之卑,卻能幸遇君上六五隆禮之尊,此二五之應,亦猶伊尹三獲商湯之禮賢所感:“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孟子·萬章上》)”其實,這種二、五正應所揭示的“納婦”之“吉”,恰巧又照應了本卦《彖》辭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志應”之樂,故孔子稱道顏回說:“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說”(《論語·先進》),此處所飽含的師徒“志應”之悅,鮮有深諳其味者。
       上述《蒙》卦“納婦”之“吉”所蘊涵的二五正應格局,實際上已跟儒家理想的“君師合一”政教傳統同符合契了,如孟子引《尚書·泰誓》之言:“天降(一作“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助上帝,寵綏四方。”可是,綜考儒家早期典籍,如《尚書·舜典》曾經記載了舜帝任命商之祖先契為司徒:“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顯然,在遠古時期作為統治者的君王與負責百姓教化的司徒本是分職而治的,可是,到了契后人商湯為君王時,他則干脆集此君、師二職于己身,即貴為天下最高的君王,他本人理所當然也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師。因此,一旦天下百姓犯罪,商湯即刻自我反省,坦誠自己對百姓疏于教化以臻至百姓犯罪了,所謂“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尚書·湯誥》)”。誠然,像商湯這樣的明君圣主,其集君、師于己身亦堪卓殊??墒?,繼湯之后的嗣王們能否勉力于“君師合一”之德就殊難保證了。因此,為了保障身后嗣王的德行配命,商湯又著手創制了“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后嗣”(《尚書·伊訓》)的輔賢遺制以“訓于朕志”(《尚書·傅說》)。而《易·蒙》卦“納婦”之“吉”,恰如在以一種簡潔且新穎的卦象格局凝固了商湯所獨創的“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后嗣”的輔賢遺制。
       再敘“子克家”。朱熹說:“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24],來知德也說:“‘子克家’者,能任父之事也??矠橹心?,有剛中之賢,能干五母之蠱,‘子克家’之象也。”[25]此處來知德稱九二“能干五母之蠱”,乃援引《蠱》卦九二爻辭“干母之蠱,不可貞”以釋《蒙》卦九二“子克家”之義。從卦象來看,《蠱》之二、五格局與《蒙》卦雷同,即同樣是九二以陽居陰,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二者之不同在于:《蠱》卦九二爻辭道破了《蒙》卦九二“蒙師”所謂“子克家”的未盡之義——即“不可貞”也。關于《蠱》卦九二“干母之蠱,不可貞”之義,來知德解讀說:“九二當蠱之時,上應六五。六五陰柔,故有‘干母蠱’之象。然九二剛中,以剛承柔,恐其過于直遂也,故戒占者‘不可貞’,委屈巽順以干之可也。”[26]其余如《周易禪解》引蘇眉山之說:“陰性安無事而惡有為,蠱母之蠱,干之猶難,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不能任也。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剛之跡。”[27]稽考史籍,歷史上能效此“干母蠱”之象而終成“子克家”之功者,非伊尹莫屬,其事載諸《孟子·盡心上》: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二、上九:“擊蒙”之師
     
       與“蒙師”九二一樣,上九同為《蒙》卦之陽爻,亦有“蒙師”之象。然而,九二、上九爻位不同:九二雖以陽居陰位,然處下卦之中,以中為正,兼備剛中之德,為“群蒙”如初、三、四、五諸爻所歸,故成“包蒙”之象,又有六五之君正應乎上,雖處下位,卻享“蒙師”之尊;上九亦以陽居陰位,然處《蒙》之終,當蒙極之時而過剛不中,下雖有六三佯為正應,六三卻“以陰柔處蒙暗,不中不正”,罔顧正應在上而不答,公然舍遠即近以親九二,宛如“見金夫,不有躬”之“女之妄動者也”,最終上九嫌于六三之無應,以致過剛不中,治蒙太過而釀成“好為人師”的“擊蒙”之象,如朱熹說:“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28]。孟子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離婁下》)”,對此粘染“好為人師”之嫌的上九“擊蒙”之師,爻辭誡之曰:“擊蒙,不利為寇,利御寇”。在此,若要深入洞察此爻因以設喻的“不利為寇,利御寇”的“擊蒙”之師形象,還必須深入展開兩方面的分析:一是上九與正應六三的師徒名實關系,二是上九與九二的蒙師共道關系。
       先析上九“擊蒙”之師與六三的師徒名實關系。即卦象言之,上九陰居陽位,不當不中,且高居上《艮》之上,而六三卻陽居陰位,亦不當不中,又處下《坎》之上,依此上下二爻正應相合格局,上九、六三雖屬名義上的師徒關系,可是六三秉其陰柔之質以處當蒙之時,竟然叛師悖道,舍遠即近以隨九二“蒙師”,因此,來知德循此爻象以釋上九爻辭“不利為寇,利御寇”時說:“圣人教占者以占得此爻者若乃在下蒙昧之人,則不利為寇,為寇則有擊殺之兇矣;占得此爻者若乃在上治蒙之人,惟利御止其寇而已,不可擊殺之。圣人哀矜愚蒙之人,故兩有所戒也。”[29]在這里,來知德是以“圣人哀矜愚蒙之人”的儆辭誡占口吻來釋讀上九爻辭“不利為寇,利御寇”的“蒙師”之義:即“不利為寇”乃對“在下蒙昧之人”(即六三)以設警;而“利御寇”乃對“在上治蒙之人”(即上九)以存誡。因此,首取卦中上九、六三之間有名無實的師徒之象,次依孔子“利用御寇,上下順也”的《小象》之辭來合參,《蒙》卦上九“蒙師”對處蒙者六三的“擊蒙”之極,雖然不乏怒其不爭、憐其不專的惋惜之情,卻依然可窺探出一番如孟子所流露的“來者不拒,往者不追”(《孟子·盡心下》)的師者恒隨眾生之志。
       再釋卦中上九與九二的蒙師共道關系。如前所述,《蒙》卦中唯九二、上九“二陽為蒙師之主”,其余“四陰皆蒙者”。又二陽之中,獨尊“蒙師”九二為《蒙》卦卦主,統御群蒙初、三、四、五諸陰,悉來歸蒙,卻竟致“蒙師”上九徒具師名卻無從施教,最終超然為無教可設、無徒可授之類逍遙以待時的出世“無為”之師,而相形之下,九二卻躋身為御時以應運的涉世“有為”之師。這種由九二與上九交互共織的“有為”與“無為”之師道,表面上似乎關涉著世運之浮沉,譬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之類,然而,在本質上則仍然未脫《易》道“一陰一陽”之大化軌跡:即初六與六三、六四、六五環繞九二“蒙師”所成的“包蒙”之象,成就了一派“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論語·學而》)的“有為”蒙師之象,《易》道之陽也;而獨處《蒙》卦“曲高和寡”之極、又高居宗廟隱士之位的上九“蒙師”,則成就了另一副“人不知而不慍”的“無為”蒙師之象,《易》道之陰也。
       還有,倘若僅立足于卦中上九、九二二陽爻所含弘的師道本身,亦自有一番“陰陽”之道存焉,如王船山說:“陰陽之行,不為一物而設,德于此者刑于彼”[30]。依船山之說,師道之“陰陽”本可顯現為“德”、“刑”二端以設教:即以九二“蒙師”為代表的“包蒙”之道,乃為“治蒙”之德教,師道之陽也;而以上九“蒙師”為代表的“刑兵”之道,乃“擊蒙”之刑教,師道之陰也。大凡世間能通達此“德”“刑”二教于無礙者,足堪“師道”之大成,“治蒙之道備矣”,如吳慎說:“治蒙之道,當發之養之,又當包之;至其極乃擊之,刑與兵所以弼教,治蒙之道備矣”[31]。此處吳慎所言“至其極乃擊之”的“至其極”者,是指那些長久怠惰于九二“蒙師”所慣用的“發蒙”、“養蒙”及“包蒙”等諸種“治蒙”手段而頑冥不化者,對他們而言,除了前述孟子所說“不屑之教誨”以外,也可反其道而行,強施“刑與兵”之類的“擊蒙”手段以“弼教”。因此,這種藉由“刑與兵”以立教的“擊蒙”之師,它既是對于初六漠視“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之類放任姑息教育的終極補救,又是警示初六以全“發蒙”實效的“養正”教育之反例。


    三、“蒙”道之“亨”:平“陰陽之權”于“時中”也
     
       根據上述對九二、上九二陽“蒙師”形象的辨正分析,《易·蒙》以其設象立教、即象明意的獨特方式詮釋了古今中外的教育真諦——“蒙亨”之道,如程頤釋此“蒙亨”說:“‘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32],然而,處《蒙》“亨”之時肩負“開發之理”以“當發蒙之任者”唯其“蒙師”能之,正如韓愈《師說》所言:“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33]。即《易·蒙》之象,猶不外乎“道”貫“陰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易傳·系辭上》),《蒙》卦九二、上九皆為陽爻,雖同處“蒙師”之尊,然而,其“當發蒙之任者”的“師之所存”——即“師道”亦有“一陰一陽”之顯、隱無間也,如前述船山所言:“陰陽之行,不為一物而設,德于此者刑于彼”,在船山看來,師道之“陰陽”可以顯像為“德”“刑”之兩端,因此,如何權衡“德”“刑”二端于無間,即船山所謂“平陰陽之權”[34]的“時中”之道,堪成“蒙師”所以“開發之理”也;又前述所設九二“有為”之師與上九“無為”之師之譬,亦猶師道之“陰陽”兩端也,如《莊子·德充符》所載“魯有兀者王駘,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可是,與孔子一貫呈現的“有為”師道形象迥異,王駘卻是另一副藉由“立不教,坐不議”的“不言之教”來滿足聞道向學者“虛而往,實而歸”的“無為”師道形象。
       盡管古今“蒙師”所以開發“蒙亨”之道不外乎“平陰陽之權”以行“時中”之理,如程頤說:“蒙亨,以亨行時中也”[35]。然而,稽古揆今,史書所載“當發蒙之任”卻罔顧其師道應以開發“時中”的“陰陽”之理以致“蒙道”不“亨”者屢見不鮮。如昔衛(商)鞅游說秦孝公時,先“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后遂“以彊國之術說君”而“君大說之耳”,如《史記》詳載衛鞅因孝公寵臣景監以遂其志:
     
       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史記·商君列傳》)
     
       上述史實所載,商鞅在以“彊國之術”游說秦孝公時明知會身陷“難以比德於殷周”的“失中”之詬,卻一味地“逢君之好”以君,罔顧“蒙道”之“陰陽”(即“德”“霸”兩端)開發的“時中”之理,獨賴僥幸之“霸道”以“逢君之惡”。
       類似商鞅這樣偏頗“蒙道”之過者,同樣見諸于春秋時期管子、晏子等先賢,茲引孟子師門一則對話以證之: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于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騿柡踉髟唬?lsquo;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公孫丑上》)
     
       在這里,孟子析“王”“霸”為“蒙道”之“陰陽”兩端,而肩負君王“發蒙”之任的管仲、晏子卻未能開發其君由“霸”及“王”的“時中”之智,甚至還不惜訴諸“逢君之惡”來迎合“以其君霸”的政治野心。孟子認為,這種慣于“逢君之惡”的大夫,實乃“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原因在于,他們尊享如《蒙》卦九二“蒙師”之位,雖然深被六五“童蒙”之正應,“得君如彼其專”且“行乎國政如彼其久”,卻僅僅襄助其君于“功烈如彼其卑”的“霸道”之跡。更何況,在孟子看來,開發其君由“霸”及“王”的偉業,對管仲們來說,“非不能也”,乃“不為也”,即所謂“由齊王,由反手也”。由此足知,能如此深諳“蒙道”教化之“陰陽”兩端者,孟子可冠翹楚,如在詮釋“師道”亦有“教”與“不教”之兩端時,孟子一方面說:“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孟子·盡心上》),此乃“蒙師”有為之教,師道之陽也;另一方面又說:“予不屑之教誨者,是一教誨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此乃“蒙師”無為之教,師道之陰也。又如,孟子眼里的“師尊”孔子形象是:“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萬章上》),在這里,說孔子視“禮”“義”兩端為人生進退的“陰陽”之維,以知“命”來通達“蒙道”之“陰陽”兩端——即“得”與“不得”的“時中”之道,完全遙契了孔子善應“陰陽之權”以臻至“無可無不可”的完美“蒙師”形象:即孟子所謂“圣之時者也”。如《論語·微子》載孔子自詡“無可無不可”說: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硃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又如孟子稱道孔子“圣之時者”說:“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孟子·萬章下》)有鑒于孟子能如此深刻嫻熟于“蒙師”教化之道的“陰陽”兩端,無怪乎宋儒邵雍稱“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如在《觀物外篇》一文,邵雍曾說:“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始為知《易》。孟子著書,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謂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36]
     
     

    注釋:

    [1] 王船山:《周易內傳發例》,《船山全書》(第一冊),岳麓書社2018年版,第658頁。
    [2] 王船山:《周易外傳》,《船山全書》(第一冊),岳麓書社2018年版,第839-840頁。
    [3] 王船山:《周易外傳》,《船山全書》(第一冊),岳麓書社2018年版,第840頁。
    [4] 陳玉森、陳獻猷說:“‘藥石’,本為藥物,此引申為教化。”《<周易外傳>鏡銓》,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65頁。
    [5] 程頤:《周易程氏傳》,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7頁。
    [6] 王船山:《周易外傳》,《船山全書》(第一冊),岳麓書社2018年版,第840頁。
    [7] 王船山:《周易外傳》,《船山全書》(第一冊),岳麓書社2018年版,第840頁。
    [8] 朱熹:《周易本義》,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9] 張載:《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85頁。
    [10] 王弼:《王弼集》(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41頁。
    [11] 李光地:《周易折中》,巴蜀書社2010年版,第31頁。
    [12] 程頤:《周易程氏傳》,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8頁。
    [13] 朱高正:《周易六十四卦通解》,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頁。
    [14] 朱熹:《周易本義》,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15] 程頤:《周易程氏傳》,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9頁。
    [16] 朱熹:《周易本義》,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17] 程頤:《周易程氏傳》,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9頁。
    [18] 來知德:《周易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頁。
    [19] 尚秉和:《尚秉和易學全書》(第三卷),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63頁。
    [20] “木鐸”,語出《論語·八佾》: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21] 《周易集說》引王申子語,載《周易折中》,李光地著,巴蜀書社2010年版,第31頁。
    [22] 《周易集說》引梁寅語,載《周易折中》,李光地著,巴蜀書社2010年版,第31頁。。
    [23] 王船山:《周易外傳》,《船山全書》(第一冊),岳麓書社2018年版,第840頁。
    [24] 朱熹:《周易本義》,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25] 來知德:《周易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頁。
    [26] 來知德:《周易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頁。
    [27] 蕅益大師:《周易禪解》,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12年,第76頁。
    [28] 朱熹:《周易本義》,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29] 來知德:《周易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頁。
    [30] 王船山:《周易外傳》,《船山全書》(第一冊),岳麓書社2018年版,第841頁。
    [31] 李光地:《周易折中》,巴蜀書社2010年版,第32頁。
    [32] 程頤:《周易程氏傳》,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6頁。
    [33] 韓愈:《韓愈文集匯校箋注》(第一冊),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39頁。
    [34] 王船山:《周易外傳》,《船山全書》(第一冊),岳麓書社2018年版,第840頁。
    [35] 程頤:《周易程氏傳》,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6頁。
    [36] 邵雍:《邵雍集》,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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